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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一個小書吏索賄大員

乾隆時威名赫赫的大帥?？蛋舱魑鞑貧w來，曾有一戶部小吏求見他，為了把一張名片遞到這位福大帥手中，這人前后花了十萬兩的銀子。那么，這位小書吏為何要見福大帥，又達到了什么目的呢？

據(jù)記載：這張名片遞上來了，說是來“賀喜求賞”的。福康安何等人，立即發(fā)了脾氣，“小小的胥役，也來向大帥索賄？這家伙如此膽大，一定有什么說的，且讓他進來”。小吏進來后，福康安厲色而問，小書吏也并不怯場，侃侃而談，竟也說出一番大道理：“索賄肯定不敢，但大帥您此次用兵，用款達數(shù)千萬之多，此次報銷冊籍太多，必須多添人手，日夜趕辦，要在幾個月之內(nèi)，全部辦完并上奏皇上?；噬洗藭r關(guān)注西藏的捷報，正在興頭上，定會一喜而定。如僅就部里現(xiàn)有的人手，一樁樁卷宗地申辦，辦完一件上報一件，沒有幾年的工夫是不可能完成的。到那時，今天一份奏報，明天一份奏報，皇上天天看你的軍費報銷案，必定厭煩，那時再有些人乘機發(fā)些議論。這么多的軍費報銷哪會沒有一點不合規(guī)矩的，到時必興大獄。我這是為大帥您考慮，并不是為戶部這些小吏著想的?！币环挸隹?，?？蛋不腥淮笪?，對這小吏“大為激賞”，立即下令糧臺給戶部特撥了二百萬兩，用于軍費報銷案的處理（清·歐陽兆熊、金安清·《水窗春囈》卷下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3月版，第53-54頁）。

吏胥蒙蔽官員、上下其手極為普遍

清代吏胥人等蒙蔽官員，上下其手，利用田地、稅收、文案、官司等事，百般作弊謀取私利的情況極為普遍。吏胥，是清代政治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環(huán)節(jié)。清代繼承中國封建專制王朝對官員的限制，如官員的南北回避制度，使得官員往往要在遠離鄉(xiāng)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職，官員不久于一地一任，調(diào)動頻繁等等，此類制度的主要出發(fā)點是對官員權(quán)力進行限制，不使一地一員坐大。但事情的另一面卻是，清代法律繁復，律例并行，非專業(yè)人員一般難以掌握，而人口大量增加，新生事務不斷出現(xiàn)，社會事務劇增。官員又多為科舉出身，對于一般事務性問題的處理能力低下，勢必只有依賴這些吏胥承辦和執(zhí)行具體事務。與流動性極大的官員不同，吏胥一般都是長期盤踞一地，專司一職，熟悉當?shù)仫L土人情。如此，吏胥人等蒙蔽官員，上下其手，利用田地，稅收、文案、官司等事，百般作弊謀取私利的情況極為普遍。

清代的吏胥之制沿自前明，清初即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。順治八年，御史秦世楨就在江南懲治了一批擾害百姓的吏胥，并提出地方官員要限制吏胥數(shù)量，不得于定額之外增加人員，對這些人任職的時間，也要依制嚴格限定，不得久充吏職，把持官府事務。此后，也有多次針對吏胥的裁革行動。但清代各部事務繁雜，官員們離了這些人根本無法辦事，吏胥數(shù)量越裁越多。官員們每辦一案，處一事，必查部中舊例，“而例案之堆積，高與屋齊，非熟手，未從得一紙。書吏皆世業(yè)，窟穴其中，牢不可拔，輒執(zhí)例以制司官，司官未如之何，乃遂藉以售其奸，而皆得致富。”官員們?nèi)温殨r間一般較短，有的人甚至一年數(shù)次調(diào)動，就是有任職稍久的，也沒有幾人能認真對待舊案舊例，他們還要忙于官場上的應酬，詩酒往還，而吏員正好借事弄權(quán)，撈取好處。晚清時胡林翼就說：“大清律易遵，例難盡悉；刑律易悉，吏部處分律難盡悉，此不過專為吏部生財耳，于實政無絲毫之益?！薄傲恐悖瑹o異宰相之柄?！敝燎迥饩w時有人建議銷毀這些沒用的檔案以減少吏員對事務的把持，于是派了一位陳御史前去戶部查辦，戶部吏員打開倉房，例案堆集得與房檐一樣高，請御史查看，這位御史也不知從何下手，想了半天，只好說，擇其中較重要的留下來吧。吏員說，每一件都很重要，還是請御史大人自己來挑吧，陳氏沒辦法，只好把其中一些殘破的卷宗銷毀，回去銷差了事。

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，才有了吏部一個小小書吏敢于到封疆大吏福大帥口中討食之事，他這一次，為戶部要來銀子二百萬兩之多，自己自然也賺得個盆滿缽滿。京師各部中，吏員最多、差事最肥的就是戶部，因為所有各地方的報銷與稅收事務都要經(jīng)過戶部，事務最多，借機分肥的事也特多。其他各部也因其職責而中飽私囊。如吏部，因為掌握了官員銓選等職事，對于官員上任、候補、調(diào)派也多有需索。浙江省當年有一個候補知縣，應當補某缺，吏部來了一封文書，說這一缺該當你補，但按例你得給我一千兩。知縣思忖，這事本來就該是我的，何必再花這么一大筆銀子，于是不理會部中小吏的索賄。結(jié)果，那個缺額頂補卻給了別人，他托人打聽才知，部吏在補缺時說他原來曾經(jīng)過保舉，一個人占了兩個補缺途徑，所以把他放到另一班中了?？h令急忙請求部吏幫忙，那小吏說，這次你是來不及了，若要為將來計，你要另給五千兩，否則只能在兩班中注銷一班。縣令籌不到這筆巨款，只好注銷保舉一班，一心等待候補。結(jié)果，不久，部吏又告之，本來這次保舉有個縣令實缺的名額，可惜你注銷了，縣令聽了懊喪不已，卻也無可奈何。吏部一個小小書吏，本沒有任何品秩，索賄不遂，也可以把個縣令折騰得半死。

有時候，部院大臣也會被吏胥們整治得丟官去職。如晚清時閻敬銘掌戶部，馭下極嚴，整得倉庫小吏恨之入骨。一天，他正要上朝，帽上的紅頂卻不知所終，四處尋找不得，等他在別處找了個代替品再去上朝時，太監(jiān)們已到朝房來催促了幾次了。這類耽誤事的情況屢屢發(fā)生，終于觸怒了西太后，把他免職離開了戶部。其實他心里也清楚，這只不過是庫吏們在整治他而已。

說到底，還是體制與社會生活實際不協(xié)調(diào)的問題

清代法律中，律與例并行，律簡而例繁，大量的案例成為辦理案件與社會事務的依據(jù)，非專業(yè)人員根本難于掌握，而官僚們多從科舉出身，既賤視具體事務，也沒有能力具體操作，勢必只有依靠長期盤踞衙門中的吏胥，造成吏胥勢力惡性膨脹。吏員沒有上升為官員的途徑，多半也沒有法定的收入，要想他們不想方設法索賄，幾無可能。同時，清代也是一個文牘主義盛行的時代，官員的權(quán)力說大就大，說小也小，一件事往往要往返多次，反復將情況上報，案牘堆集如山，官員們離開了書辦人員，根本無法辦事，這也成為吏胥從中舞弊的一個原因。清代吏胥從而勢力擴張，成為官僚體制下的一個毒瘤。雍正時有名的峻臣田文鏡曾說，按制，他一個總督府中只準有二十人為書吏，但他用了差不多二百人，文件還是趕辦不及，也道出了體制中的某些弊端。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，清中葉以后，社會向近代化轉(zhuǎn)型，出現(xiàn)了許多過去沒有的事務，沒有專業(yè)人員根本無法承辦，而體制仍然僵化如故，必然出現(xiàn)官僚弄權(quán)于上，吏胥舞弊于下的局面。道光時，太常寺卿許乃濟請馳鴉片之禁，理由之一就是“法令者，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，法愈峻，則胥役之賄賂愈豐，棍徒之計謀愈巧”（清·梁章鉅《浪跡叢談》卷五，中華書局，1981年9月版，第75-77頁）。雖然是出于反對禁止鴉片的私心，卻也道出了在吏胥勢張的情況下，法令根本無法執(zhí)行的社會現(xiàn)實。

（作者為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員 潘洪鋼）

【閱讀延伸】

何謂“吏胥”

吏胥，指地方官府中掌管簿書案牘的小吏。他們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平民，作為承擔國家“役”的一種，由官府直接選拔，或考以吏能后錄用，被稱作“庶人之在官者”。因而在身份上便與一般經(jīng)科舉，考經(jīng)學、詩賦入仕的官員，截然不同，政治、社會地位都相當卑下；但由于經(jīng)辦各類官府文書，事涉人事、刑獄、錢谷等，熟悉王朝法、例，在當時種種條件下，他們必然又不同程度地握有一定權(quán)力甚至是相當大的權(quán)力。